美联储FOMC会议前，华尔街经济学家对今年降息路径分歧加剧

当前市场对美联储降息路径的分歧，本质上反映了货币政策制定者在通胀韧性与经济增长放缓之间的两难抉择。从原始输入和系列文章来看，这种分歧并非短期现象，而是贯穿了2024年至2025年的政策讨论周期。

核心矛盾在于数据依赖（data-dependent）框架下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通胀持续高于2%目标，且部分由结构性因素（如关税）推动，使得鹰派官员担忧过早宽松可能重燃通胀；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出现疲软迹象，收入增长停滞，又让鸽派认为需预防性降息以支撑经济。这种二元风险导致FOMC内部难以形成统一叙事。

鲍威尔的沟通策略始终强调“灵活且谨慎”，试图平衡两派立场。例如，他在2025年7月欧洲央行会议上的发言保留多种选项，既未排除降息可能，也强调需观察关税影响。这种“拖延战术”实为争取时间评估数据，但反而加剧市场对政策路径的困惑。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12月的“鹰派降息”（降息但暗示暂停）和三张反对票，进一步暴露了决策层的分化——这不仅是经济预测的分歧，更是对政策反应函数（Policy Reaction Function）的根本性争议。

另一个关键变量是政治周期与领导层更迭。鲍威尔任期于2025年5月结束，市场从2025年下半年便开始押注继任者（如Waller），这增加了政策连贯性的不确定性。历史表明，美联储主席换届期间，委员会内部权力结构易出现重组，进而影响利率路径的共识形成。

从市场定价角度看，预期频繁摇摆（如2025年11月从“降息悬置”突然转向“12月降息大概率”）反映出投资者对美联储信号的高度敏感，也说明政策沟通的有效性在下降。当经济数据与模型预测的偏差持续存在时（例如通胀黏性超预期），传统的前瞻指引工具逐渐失效，取而代之的是更频繁的“依数据逐次会议决策”模式。

长期而言，这种分歧可能意味着美联储正在重新评估中性利率（r-star）和菲利普斯曲线的斜率。若通胀机制结构性变化（如全球供应链重构或关税长期化），则降息空间可能系统性收窄，甚至不排除政策框架调整（例如平均通胀目标制在实际操作中的修正）。

总之，当前局面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宏观波动率上升的时代，中央银行如何在不完美信息下管理预期，并在多重约束（市场压力、政治环境、数据噪声）中维持公信力。这不仅是技术性挑战，更关乎制度设计的韧性。